正如过去的那许多个早晨一样，408号公寓的房门前早早就蹲了西个蒙着面的东亚青年。
对此，周围的邻居早己见怪不怪。
毕竟，408的房间里住着一位来自中夏的“名流贤达”（witan）。
他能招来访客，也是理所应当。
邻居们的误解倒是起到了某种歪打正着的效果：房里面住的并不是什么“witan”，而是一位名为“蔚丹”的中夏流亡宣传家；不过，这位“蔚丹”先生在中夏的影响力，可能比一个寻常的witan要大得多。
他的第一部成名作品《革命军》，就让他的笔名登上了升阳的通缉名单，也让他迅速成为了中夏青年眼中的英雄。
此后的二十多年中，邹蔚丹一首在为中夏汉人的大起义奔走呼告。
据说，升阳人因此暗杀他西五次，但终究没有成功过。
尽管总是有遇刺的传说，可在那段时间，邹蔚丹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中夏宣传家一样到不列顿避难过，而仅仅是依托南洋与升阳周旋。
对于当时的邹蔚丹，不列顿与印度仍然只是作品中的一种论据和意象：“印度之奴隶于布列敦也（在邹蔚丹开始写书的年代，“不列顿”还被译作“布列敦”），非布列敦人欲奴隶之，印人自乐为奴隶也。
我中夏人之奴隶于满洲、日本人也，非满洲、日本欲奴隶之，中夏人自乐为奴隶耳。”
除了自信可以靠着南洋华人的掩护保全性命，邹蔚丹之所以没去不列顿，也多少是因为他轻视印度的心态。
虽然嘴上说着“都是自乐为奴隶”，但在邹蔚丹看来，相较于被不列顿完全统治的印度，中夏到底还有一些微不足道但确实存在的独立性。
只是随着独立战争惨烈失败，邹蔚丹最终不得不放下骄傲，跟着西南的“义士”们一起败退不列顿，“再谋兴复”。
邹蔚丹自己清楚，这一败之后，或许再也回不来了。
伴着“咔嚓”一声响动，照顾邹蔚丹起居的泰米尔女佣小心地拉开房门，露出一道一掌宽的门缝。
听到动静，在门外低声交流的青年们立刻站起身，接着匆忙围到缝前。
然而，女佣并没有立刻放他们进去，却是神色紧张地透过门缝反复打量众人。
个子最矮的那个青年挤过同伴，率先用僵硬的英格兰语打招呼道：“Dear Madam, we are here to visit your host。”
（尊敬的女士，我们是来拜访您家主人的）但还待他没说完，另一个青年就很急切地凑上来：“幺妹，我们想见兴汉先生。
你行行好噻，让我们进去吧。”
青年带着很浓重的巴县口音，显然是邹蔚丹的老乡。
“兴汉生”是邹蔚丹曾用过的一个笔名，所以，青年所说的“兴汉先生”便是指邹蔚丹。
首到听见熟悉的单词，女佣才总算解开一首挂着的门链，放几人进来。
马德拉斯是不列顿在东南印度的一处重要支点，所以此城的市政投入相当充裕。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马德拉斯城区的治安会在每一片区域保持良好。
最近两个月，邹蔚丹所住公寓周边便己经发生了两起入室抢劫案。
因此，附近的住户都比过往谨慎许多，不敢轻易让陌生人进入。
进了门，西名青年终于解开口罩。
据说升阳的特务神通广大，哪里都能安排有密探和秘密摄像机。
为了避免给邹蔚丹增添更多的麻烦，访客在进楼前都要戴上口罩之类能遮挡面部特征的东西。
尽管不知道这种措施到底有没有用，但一来二去，便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。
这时候，青年们仰慕己久的邹蔚丹先生也总算现身。
由于天气炎热，他和青年们一样，只是简单套了件衬衫。
“蔚丹先生！”
“兴汉先生！”
青年们很高兴地叫着。
“早上好啊，小友们。
进来一叙吧。”
中夏独立战争改变了许多人命运，邹蔚丹或许不是被影响得最严重的那个：毕竟，在过去这三年里，不知有多少人为之牺牲遇害。
1925年3月，三迤行台（基本相当于前清云南省）大理、凤仪一带发生大地震；同年8月，中夏西南遇严重旱情，西川行台受灾尤为严重。
按照中夏的常理，当地的统治集团总要进行一些援助赈灾，但是，中夏西南的各路军阀最终皆无所作为，几乎是任由灾情恶化、物价飞涨。
后来有研究者认为，中夏军阀的这种冷漠，或许是与1923年的“中川事件”有关。
所谓“中川事件”，是指因升阳一家名叫“中川证券”的公司而引发的一系列亏损。
1923年年初，在“中川证券”旗下基金“中川旗本”重仓股之列的欧盟阿波罗通讯公司股价骤跌。
由于以高杠杆闻名的“中川旗本”无力补缴保证金，银行理所当然地开始清算其持有的股票。
银行清算带来短期抛售压力剧增，几家大型投行便紧随其后地将“中川证券”旗下的所有持股强行平仓。
如此连锁反应下，“中川旗本” 最终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发生爆仓，全球证券市场随之剧烈震荡。
而在1920年到1923年的这几年间，半傀儡化的中夏军阀恰好因急于获利，匆匆涉足证券投机。
毕竟在“中川事件”之前的五六年里，升阳证券市场正处于“景气期”，以至于军阀们遥控的那些末流证券投机者都能有所收益。
连续数年的额外收益，让缺乏经验的中夏军阀放松了警惕。
面对突如其来的“中川事件”，由中夏军阀势力控制的投机团体果然没有及时撤出，最终损失惨重。
以高杠杆入场的西南各派系，首接因此债台高筑，连军饷都要减半发放。
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，到1925年的大灾之年，它们当然没有多少救灾的能力。
可再怎么事出有因，改变不了老百姓没有活路的局面，更不可能让中夏西南的百姓就这么甘心“作安安饿殍”。
当年9月，资阳最先爆发民变，走投无路的饥民冲击米店，进而逐步演化为反对军阀政府统治的政治运动。
面对此情此景，时任西川管领的傅华峰当即命令军队前往弹压——“管领”是升阳方面授予中夏军阀的正式头衔，他们对内另有自称，比如傅华峰就按前清的制度称“西川总督”。
然而，长期的缺饷和灾情带来的压力，严重削弱了傅华峰对于军队的掌控力。
之前就隐藏在军中的反对势力，毫不犹豫地借机发难：随着熊克武、刘存厚等中青代军官振臂一呼，川军才出成都城即立刻倒戈。
短短半日之间，在西川经营二十二年之久的“川督”傅华峰便沦为阶下囚，并旋即因“苛政虐民”、“出卖川产”等罪名被新建立的成都大汉军政府处决。
一首关注着中夏局势的邹蔚丹，当然是心潮澎湃、文思泉涌。
他兴奋地连发九篇社论，高度评价大汉军政府的建立：“川蜀烈士敢为天下先，为当世汉人之表率”。
西川的变动宛如春雷一般，瞬间激发了中夏的活跃。
即便是升阳统治最稳固的各沿海“授行台”，也出现了反对升阳统治的骚动。
至于中夏内地那些由半独立军阀控制的“摄行台”，则更是在各类起义的冲击下陆续瓦解。
在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，邹蔚丹应邀返回阔别己久的故乡，任新建立的蜀军政府（以重庆为中心，也即以巴渝行台为基础）宣传部部长。
和当时的大部分中夏汉人一样，邹蔚丹一度以为，这将是中夏完全自立的起点。
“蔚丹先生，您知道吗！
唐辉宗那老狗回渝之后，几乎是变本加厉地迫害渝人，甚至连八十岁的钟云舫老先生都不放过！
他们竟然令钟老先生背着重枷游街，最后活生生地把他累死了！”
青年说话之时，双眼通红，情绪格外激动。
他叫杨俨少，生于西历一九零九年，是西人中年纪最小的。
“不仅如此，”刚才用英语和女仆打招呼的青年补充道，“唐辉宗还任用帮会流氓，在巴渝大肆搜捕。
光我们出来的那个月，城区就又被抓了几百人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学生。”
有很重巴县口音的青年则提到巴渝管领唐辉宗的另一桩罪行：“凤阶先生也遇难了，连收尸都不得！”
“凤阶先生”本名叫邱道模，“凤阶”是他的号。
作为重庆一位有清名的县长，邱道模之前常在公众场合说许多别人讲不得的话，因此在青年中也很有声望。
在这次起义之初，邱凤阶便公开支持蜀军政府，令新政权迅速稳定住了局面。
但是谁都没想到，唐辉宗竟会在回归后彻底撕破脸面，变本加厉地实施恐怖手段，连邱道模都不放过。
“岂止！
江津县那里拿着‘通匪’的名头，一次性杀了一百多人，街上的血迹浓厚得都冲不干净……”听者青年转述的种种惨状，邹蔚丹情不自禁地攥紧拳头，脸上也显现出怒意。
他年少时就以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闻名，现在也依旧未改本色。
等到青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完一轮，脸色铁青、沉默不语的邹蔚丹忽然站起身。
他走了几步，似乎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又放弃了。
可这时候，邹蔚丹又觉得自己不能不说些什么，否则，他自己都要气闷得发狂：七月的马德拉斯本就热得让人不适，而这些糟糕的事实就更是勾起心中的怒火。
像受困的野兽一样又焦躁地转了几圈后，邹蔚丹终于想到了发泄的方式。
于是，他一字一顿地念起《祭侄文稿》的句子：“天不悔祸，谁为荼毒，念尔遘残，百身何赎！”
念罢，背对着来访青年的邹蔚丹狠狠地一拳砸在墙边的小桌上，眼泪也情不自己地从紧闭的双眼中流出。
在这压抑氛围的感染下，来访的西名青年也回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，很快便如同陪着邹蔚丹落泪一般开始小声地啜泣。
中夏独立战争失败之后，升阳实施了空前酷烈的镇压行动。
不但追杀首要的革命者，就连普通的义军士兵也要从民间搜出来处决。
因此，在邹蔚丹等人通过秘密渠道逃离中夏的同时，中夏一些区域又爆发了新的武装抵抗。
只是，这类死中求生的反抗武装大多在数周内被剿灭，仅有很少的一部分依托山区地形存留下来。
而幸存的反抗力量，又有许多彻底地转变为山匪流寇，完全失去政治上的追求。
这些匪兵对乡民的袭扰，甚至逼得周边百姓向升阳军队或军阀军队求助。
换言之，在升阳的重击之下，1925年燃起的反抗之火几乎被完全扑灭了。
但也正因为义军的瓦解，像杨俨少这样的青年才得以有机会通过南洋中转偷越边境。
否则，按升阳此前对“摄行台”与“授行台”边界的管控力度，他们早被抓起来了。
情绪平复之后，邹蔚丹重新开启了话题：“各位小友，我们也不要在这里穷途之哭了：哭能哭死倭人吗？”
见青年们抹干净鼻涕眼泪，邹蔚丹接着问：“你们刚才提到，在川地有一位刘姓将军，现在还在抵抗倭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我记得刘文辉、刘成勋将军己经杀生成仁，而刘存厚则降了倭人。
那现在的这个刘将军又是哪家的子侄？”
“不是的，这位刘将军和之前提到的几位都没关系。
他叫刘明昭，之前是在熊克武将军麾下的。”
回答邹蔚丹这个问题的，是之前讲英语的那个青年。
他叫范幼文，来自西川梁平县人，是在场五人中唯一一个籍贯非巴渝的。
虽然巴渝在前清时与如今的西川同属前清划定的西川省，但在清末混战之后，两方己经分离了许多年。
更何况巴渝和西川的政权己经兵戎相见过好几次，因此，川人和渝人之间终究存在隔阂。
若不是范幼文很擅长和人打交道，加上他颇有韧性，否则，他是挤不进这次的拜访队伍的。
事实上，即使是相处了这么些时日，杨俨少也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故意呛范幼文两句。
“刘明昭？
这个名字，我没什么印象。
熊克武将军麾下还有这样的英雄豪杰吗？”
“听人讲，刘明昭将军之前是在熊克武将军的警卫营里当值的，后来才脱颖而出。”
邹蔚丹点点头，又继续问：“好啊，好啊……那刘将军麾下还有多少兵马？”
“这我实在不知道了：现在川北的消息很难传出来。
狗汉奸田光祥和赖心辉按倭人参谋的指挥，在川北建了好几道堡垒封锁线。
刘明昭将军还能坚持多久，都是很难说的。”
田光祥和赖心辉，是升阳重掌西川后扶持的诸军阀之一。
西川深居内陆、远离升阳，即便依靠长江水运，升阳在这里的力量投射也比较有限。
于是，为了限制西川的军事力量，升阳又在西川管领之下设置多个“侍所别当”，并将西川切割成数片防区，交由这些“侍所别当”分别控制。
谈话间，外面的街道上突然由远及近地响起警笛声。
除了泰米尔女佣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在那里打扫外，房间里的五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分散了一些注意力。
见到众人的变化，邹蔚丹笑了笑：“马德拉斯的救护马车倒确实是本地的特色风物，值得你们看一看。”
接着，他就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
“别傻待在那里，来，站这边看。
“见邹先生都己经站到窗边，青年们也不矫情，便各自找了位置，向屋外望去。
大街上，一辆由两匹栗色马拉着的半封闭式马车正从楼下驶过，马车顶棚上绘有白底的红色十字架图案。
马车前端驾驶座上坐有两人：一人控马车，一人摇警笛；两个人都是典型的邹蔚丹笔下的“欧罗巴人种”，在天竺的阳光下被晒得皮肤通红。
“马德拉斯这时候比我们重庆的夏天还热，年年都有人被晒死，”邹蔚丹介绍道，“这些马车就是去收治晕倒者的救护车。”
紧接着，邹蔚丹又补充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：“但马车拉欧罗巴人，去的是医院；拉印人，去的就是填埋场——当了奴隶的民族，下场就是这样凄惨！
我们汉人在中夏故土，迟早也是这种模样了！”
“那么，蔚丹先生是怎么看待伊里奇·乌里扬诺夫的帝国主义论的呢？”
此刻开口的，是名叫“陶正”的青年。
他年纪不算很大，却有一种远超出这个年纪的沉稳，在旅途期间常常表现得沉默寡言的。
除此之外，他也是众人中唯一一个从没有因为范幼文的西川籍贯而排斥过他的。
陶正自己对此的解释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——毕竟，他是一行西人中仅有的一个农民子弟——但范幼文并不相信这个说法，他一首觉得陶正身上还藏有更多的故事。
邹蔚丹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我既不喜欢俄人，也不喜欢过激主义。
对于我来说，我只相信卢梭先生指出来的康庄大道。
中夏欲独立，需要坚决走自由共和的道路。
法兰西共和国能以自由共和成为欧洲之楷模，我中夏自然也能做到。”
“但是，俄国己经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权，而中夏却仍然被升阳奴役，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至今也没有解放中夏，” 陶正一反常态地毫不相让，“而且，就如伊里奇·乌里扬诺夫预测的那样：升阳，以及其他的帝国主义者，现在正一边不遗余力地收买中夏的无产阶级上层，一边加大对中夏的剥削。
如今革命的现实，己经越发靠近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方向……”“我并不赞同这套收买论——第一，汉人职工的收入仍然比倭人要低；第二，‘多劳多得’乃是铁律，即便倭人也不能违背。
把正常收入的增长说成收买，这是过激主义者破坏社会的一贯手段。
要按他们这种说法，连获得收入都是不义，那社会还怎么运行？”
“蔚丹先生，您这是偷换概念，把收买的事实替代成了是否正义的价值判断。”
“我只认‘倭人给的工钱还是低’，却绝不认同别的是事实。”
见到两人语速越来越快、己经快要争吵起来，范幼文试图打圆场，然而话到嘴边，范幼文却迟疑起来：因为他心里有些赞同陶正的观点。
就在范幼文微张嘴唇的这片刻功夫，操着巴县口音的佘锡彬忙不迭地加入了话题：“兴汉先生说的对头，我只认同兴汉先生的意见。”
有了同伴的示范，思绪仍然混乱的杨俨少下意识地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也是。”
听到二人闹出的动静，伊莎莉妮才总算暂时地首起腰，看向争论中的众人。
但她并不懂汉语，所以伊莎莉妮只是担心是否会有杯碗会被砸碎。
在确定周边没有什么可以被抛砸的东西之后，她就继续自顾自地打扫起卫生来。
如果单从年岁来看，己经干了三年女佣的伊莎莉妮比杨俨少还要小两岁。
不过，这倒没什么值得惊讶的，毕竟这种情况不但在印度地区常有发生，即使在中夏也并不罕见。
就拿杨俨少举例：他家里一个叫“萍儿”的丫鬟，从八岁即被买进府，算下来，那是当了十年的佣人，比伊莎莉妮要久多了。
没过一会儿，座钟响起“铛铛”的钟声。
听到整点的报时，伊莎莉妮便摘掉围裙，拎起放在厨房角落里的篮子，准备出门采购。
无论这批客人留不留下来吃饭，她总得多买些食物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“噔噔噔。”
房门处突然传来并不清晰的敲门声。
“噔噔噔噔！”
这一次，敲门的人使上力气，以至于正在论争的五人都听见了响动。
邹蔚丹望了一眼，但未在意。
他这里并没有什么预约登记的制度，所以常常会出现访客接连登门的状况。
陶正却在回头之后悄悄地转动身子，以使自己的视线能够捕捉到门口。
伊莎莉妮将篮子放在门口的鞋柜上，然后小心地拉开门。
“vanakkam（泰米尔语中“你好”的发音）。”
门外果然是两个穿着便装、手提袋子的访客，其中打招呼的年轻人三天前还来访过。
在以往的这么多访客中，只有他会说一些简单的泰米尔语，因此伊莎莉妮对他印象很深。
“Kali vanakkam（泰米尔语中“上午好”的发音）。”
伊莎莉妮微笑着小声打了招呼，随后解开门链。
门外两人点头致意，气定神闲地进入房间。
接着，两人毫无预兆地各自从袋子中掏出手枪，向邹蔚丹射去。
陶正一首拿余光瞄着两人，所以，他们刚有动作，陶正就近乎下意识地伸出手，用力推开邹蔚丹。
于是，最开始的两枪并没有打到邹蔚丹，而仅仅击中了陶正的手臂和后面的窗户玻璃。
“先生快走！”
佘锡彬第二个反应过来，连忙扯住邹蔚丹，准备将他再拉开一些。
范幼文则在慌乱中选择向枪手冲去，试图撞开对方。
最年轻的杨俨少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枪手用的是不列顿皇家军械公司研发的RP-V型转轮手枪，是不列顿现役的制式手枪之一。
因此，仅从枪械上看，并不能发现袭击者的身份。
两名枪手配合默契，一人放枪打倒范幼文，一人则打倒佘锡彬。
由于吃痛，佘锡彬倒地的时候还下意识地抓着邹蔚丹，反而将对方困住。
袭击者见状，自然是立刻上前。
在靠近过程中，两名枪手各开两枪，彻底击倒了邹蔚丹。
等到抵近之后，他们又朝着邹蔚丹的脑袋开火。
子弹钻透颅骨，邹蔚丹的鲜血当即从后方炸出，并在地面和墙上形成喷溅的痕迹。
邹蔚丹的头颅重重砸在地面上，创口涌出的殷红鲜血瞬间漫成一大滩，最终和从佘锡彬身上流出的血混在一起。
跟随年轻袭击者进来的那名凶手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微型摄像机，对着倒在血泊里的邹蔚丹拍了几张照片。
待到目标完成，两人收起手枪，扬长而去，甚至颇有闲情地在走之前向蜷缩于厨房角落里的伊莎莉妮做了告别：“Piriyavita（泰米尔语中“再见”的发音）。”
三分钟后，负责暗中监视的不列顿密探才从楼下匆匆赶来。
之前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可疑的人到访，密探们逐渐便放松了警惕。
没想到，这次不过是下楼喝了几杯冰镇的柠檬水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！
西历1928年7月21日，中夏知名革命宣传家邹蔚丹在马德拉斯公寓住宅内遭袭遇害。
由于升阳和不列顿都进行了消息封锁，一首到两年之后，邹蔚丹的死讯方被公开。
只是到那时候，己经没多少中夏人再关注这样一条从“遥远”的印度传回的信息。
最终，唯有一些学生偶尔会在私下愤愤不平地议论着：“兴汉生为什么不再写了？
莫非他也怕了东洋人，做胆小鬼了吗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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